与垃圾和牲畜粪便的特殊性不一样,农林废弃物生物质燃料有可能走向大规模、高效率、低成本的大型燃煤电厂生物质耦合发电模式。
技术和运营方面,由于欧洲国家已经在大型燃煤电厂生物质耦合发电方面拥有接近20年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加以吸收和消化,走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效率低成本生物质能发电路线。
电力市场方面,2019年芬兰的电量不到中国的1%,丹麦则不到中国电量的0.5%,而这两个国家的人口都只有500多万。在这种人口数量和供电量都远远小于中国的国家,其生物质能发电无论用哪种模式,对其行业和国家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即使芬兰和丹麦这种欧洲小国,也在2000年后选择了生物质耦合发电的路线。而对中国这种大国而言,数百家低效率高成本的小型固体废弃物处理模式的生物质发电厂在满负荷、长时间、高补贴地连续运行,而数量更多的高参数高效率燃煤电厂则在低负荷运转或停运,这本身就是电力资源的低效率搭配。
生物质燃料方面,按照我国的农林废弃物生物质资源折合4.6亿吨标煤计,以小型固体废弃物的模式处理10%的量,供电标煤单耗470g/kwh,可以向电网提供978.7亿度电,而当前给全部生物质发电门类的国家财政补贴仅够142.4亿度电。折合为生物质燃料量,仅仅为669.4万吨标煤热值生物质燃料,不到全国农林废弃物总量的1.5%。更多的生物质燃料面临着收集后无法销售给生物质发电厂,或者销售用于发电后不能及时得到补贴。
电力结构方面,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电力结构中煤电仍然超过2/3,而同期德国为29.1%,美国23.5%,英国1.9%,法国0.3%。我国的电力结构需要更高比例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不仅仅是风电和太阳能。
煤电行业方面,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煤电年利用小时数不到4300小时。如果燃煤电厂燃烧部分生物质燃料,将有助于提高煤电厂的利用小时和负荷,提升电厂运行状态。
结合适当的行业政策,大型燃煤电厂生物质耦合发电将把我国生物质发电行业带上一个全新的高度。